談論:過去的,就真的過去了嗎?

  以下內容是從"高原上的風箏"轉載的…我重新排版了一下,希望每一個中國人看看…不要忘記血的教訓…

 

  我很慚愧,當初聽到張純如去世的消息時,竟不知她是誰。或許我不應如此自責,可是作為一個口口聲聲說自己愛國,並且痛恨日本人在中國犯下滔天罪行的人來說,我還是覺得自己的無知是不可原諒的。

  我開始在城市裏不同的書店尋找她的著作《被遺忘的大屠殺》(英文名稱:THE RAPE OF NANKING),沒有發現;在卓越、當當等網站上搜尋,還是沒有發現,或者是長期斷貨。我很吃驚,這樣一本如此關注南京大屠殺,為世界揭露日本人野蠻行徑的書怎麼就這麼難找呢?

  終於在今年二月,我托人從香港給我帶來一本,開始這次遲到的閱讀。或許每個人對這件背負國人深深恥辱的歷史事件有自己的見解,但相信大家的感覺都是相同的。沒有任何語言可以描繪我心中的憤怒和震驚,不少鮮為人知的資料和數位讓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都感到沉重的痛心和無比的悲哀。

  我無法將整本書在這裏為各位展現全貌,但是我一定要摘錄書中的一些章節,讓我們清醒地認識到68年前在中華大地上發生的慘劇,以下部分均摘自《南京大屠殺》。

   

  緣起

  美國人認為,二次世界大戰是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軍機從航空母艦上起飛,襲擊珍珠港那一天開始算起。歐洲人的演算法,則是從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希特勒的空軍與裝甲部隊,閃電襲擊波蘭開始。非洲人算得更早,是從一九三五年墨索里尼入侵阿比西尼亞展開。然而,亞洲人則將二次大戰的開端,回朔到日本對東亞軍事統治的第一步——一九三一年日本佔領中國東三省。

  一位歷史學家曾經估算,如果讓所有南京大屠殺的死難者,手牽著手,長度可以從南京到達杭州,延展的距離約兩百英里長。他們身上的血共重達一千兩百噸,屍體可裝滿兩千五百節火車車廂。如果把這些人一個個疊起來,將達七十四層樓高。

  寫這本書時,心中一直謹記著桑塔亞那不朽的警語:“不能記取過去經驗的人,註定要再受罪一次。”

   

  第一章:大屠殺背後的動機

  作為浩瀚汪洋中一個小小島國,日本瘦弱的軀幹有一顆無比膨脹的陰險野心,千百年來泵擁著罪惡的血液,從它貧窮贏弱的時候就可見一斑:

  ……在機械技術上,我們不是外國人對手,我們就和外國人交往,學習他們的軍事訓練和戰術,當我們(日本)各藩屬國家像一家人那樣團結起來的時候,我們就能夠走出去,把外國的土地分封給戰功彪炳的士兵,士兵們可以和對方一較長短,展現他們大無畏的精神,到時再宣戰也為時不晚。

  一位日本教授被勝利沖昏了頭,當時他總結國家的情感,宣稱日本是“註定要擴張,並統治其他國家”。

  教科書成為軍事宣傳的工具,有一本地理課本甚至用日本國土的形狀,當作侵略他國的合理籍口:“我們看起來就像是站在亞洲的先鋒,大無畏地前進太平洋。同時我們看起來又是已經準備好要捍衛亞洲,以防外侮。”在一九三O年代,一個神經質的日本男孩,當老師要求他解剖青蛙時號啕大哭,老師猛打男孩的頭部,並咆哮:“為什麼要為一隻爛青蛙哭?你長大以後還要殺一百個、兩百個支那鬼子呢!”

  一位西方作家如此觀察日本軍官:“在容易受外人影響的這幾年之間,他們阻絕了一切的外在享受、興趣或影響,不停被軍國主義的思想洗腦,他們本來就和我們很不相同,現在更是漸行漸遠。”

   

  第二章:前進南京

  慘劇始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但在前往南京的沿途之中,已經開始了他們滅絕人性的暴行。

  十一月十九日,大雨滂沱的清晨,一支日本先鋒部隊開拔到蘇州城門,部隊進城後,在城內屠殺,掠奪數日,焚毀古代文物建築,綁架數千名中國婦女,強迫她們為性奴隸。這次入侵造成蘇州人口由三十五萬人驟降到不及五百人。

  日軍開拔到南京城下,蔣介石不戰而降,無數名軍官倉皇逃走,把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推向了野獸的魔爪。

  中國軍隊不願還擊,讓東史郎至感驚訝。在日本軍隊文化中,他們給飛行員的是一把劍,而不是降落傘;他們寧願自殺也不願被俘。對於來自這樣文化背景的人而言,實在無法理解中國人為什麼不抵死還擊。當東史郎發現囚犯人數超過征服者人數之後,他對中國人的輕蔑愈益加深。東史郎這樣寫道:我想,他們有那麼多人——超過兩個軍團,他們到底是怎麼變成俘虜的?他們甚至沒有嘗試要去抵抗。這麼多軍隊,一定有為數可觀的軍官在其中,但是他們沒有一個人留下來,我想他們都逃跑了。雖然我們有兩個連的兵力,這七千多名囚犯也已經繳械投降,但只要他們決定起而反抗,我們軍隊一定會被消滅的。

   

  第四章:恐怖的六星期

  根據法庭記錄的謄本與中國政府的檔案,許多故事雖然駭人聽聞,但幾乎都是千篇一律,少有變化,故事大致如下:

  日本人把任何抓到的男人都當作囚犯,好幾天不給他們水和食物,之後用鐵絲或繩子把受害者的手腕牢牢綁起來,謊稱要配給食物而把他們趕到一些杳無人煙的地方。這些人既疲累又脫水,根本無力造反,只得急切地往外走,以為就要吃到東西了。等到他們看到機關槍,或是看到等在一旁的士兵,熟練地操著沾血的劍、刺刀,或看到堆滿屍體、散發屍臭的大墳場時,要逃跑為時已晚。

  來自倖存者唐順山的回憶:

  一跨出門,就開始後悔。一種幾乎是超現實的恐怖感籠罩著他。他在街上看到男男女女的屍體,包括小孩和老人,倒在他面前,大多數是被軍刀刺死的。“血濺得到處都是,就好像老天下著血雨一樣。”

  ……失落在這樣的思緒之中,但當騷動開始時,唐順山很快又回到現實。在他前兩排有一名懷孕的婦人開始抵抗,死命地抓住一個企圖把她拖出去強暴的士兵。沒有人上前幫忙,最後士兵把她殺了,用刺刀剖開她的肚子,拉出她的腸子,甚至拉出還在蠕動的胎兒。唐順山想,那一刻大家應該一起反擊,即使他們在過程中全都殉難,也在所不惜。雖然中國囚犯人數遠遠超過日本施暴者,也很有可能推翻他們,但卻沒有一個人敢動,每個人都陰森森地順服著。說來傷心,唐順山回憶所有在坑洞邊的人,只有那名婦人顯示出一絲勇氣。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那麼輕易地屈服。南京浩劫的故事,不只是大規模的犧牲,也展現了個人的意志力量與勇氣。有一些人空手挖掘墳墓逃出來;或緊抓著蘆葦,在結冰的長江水裏待上數小時;有的則埋在朋友的屍體之下數日然後拖著傷痕累累的身體到醫院,僅靠著堅強的求生意志來支撐。還有一些婦女躲在在洞穴、壕溝數星期,或跑進起火的房屋去搶救嬰兒。

   

  日軍對南京人民施加的淩辱,幾乎超過人類所能理解的範圍。以下是一些例子:

  活埋——士兵強迫第一批中國俘虜挖一個墳墓,讓第二批人埋第一批人,第三批埋第二批人,以次類推。此外,有人被劍砍成幾段,或是被馬匹或坦克碾壓。

  斷傷身體——在整座城市中,他們把囚犯釘在木板上,讓坦克碾過;還將犯人釘在樹上、電線杆上,從身上切下幾條肉來,利用囚犯練習刺刀術。據報告,至少有一百人,在被燒死之前,眼睛被挖出來,鼻子、耳朵都被割掉。

  活活燒死——日軍大規模焚燒中國俘虜。在下關,一名日本士兵將中國俘虜綁在一起,一次十個人,把他們扔進坑洞,撒上汽油,點火燃燒。在太平路上,日軍喝令一大群店員滅火,然後用繩子將他們綁在一起,扔進火坑。

  凍死——在南京大屠殺中,數千名受害者是被日本人惡意凍死。例如,日本士兵強迫數百名中國囚犯走在結冰的湖邊,喝令他們脫光衣服,把湖上的冰塊打破,然後跳進水中“捉魚”。他們的屍體漂浮起來之後,即刻又被日軍子彈打成蜂窩狀。

  被狗咬死——另一種窮兇極惡的手段,就是把受難者埋到腰部,放任德國牡羊犬將他們撕裂。目擊證人看到日軍脫光受害者的衣服,指示德國牡羊犬去咬他的敏感部位。狗不僅咬開受害者的肚子,甚至還將他的腸子在地上拖行了一段距離。

  以上提到的事件只是日軍施暴的一小部分方法。日本人還將受害者浸在硫酸裏,用刺刀刺穿嬰兒,釘住受難者的舌頭,將他吊起來。一位日本記者後來調查南京大屠殺得知,至少有一名日本士兵把中國人的心臟、肝臟扯出來吃。他們甚至也吃男性生殖器官。一名逃出日本監禁的中國士兵看到,路上一些死屍的生殖器都被切掉了,事後有人告訴他,這些男性生殖器是賣給日本消費者,因為他們相信吃了以後可以壯陽。

   

  我們知道在南京要成為一個強暴受害者是多麼容易。日軍強暴各個階層的南京婦女:農婦、學生、教師、職業婦女、藍領女工、基督教青年會職員的妻子、大學教授、甚至強暴女尼,其中還有些人是被輪奸而死。

  中國婦女隨時隨地都可能被強暴。據統計,三分之一的強暴案件發生在白天。許多倖存者回憶,日本士兵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庭廣眾面前,當街扯開婦女的大腿強暴。沒有一個地方是神聖不可侵犯,日軍在尼姑庵、教堂與聖經訓練學校攻擊婦女。

  日本人連老婦也不放過,已婚婦女、祖母、曾祖母一再遭到性侵犯。一名日本士兵強暴了六十歲婦女,還命令她“用嘴巴把生殖器舔乾淨”。

  如果日軍對待老婦女的行徑令人髮指,他們對待兒童的方式更令人無法想像。小女孩遭到野蠻地強暴,之後數星期都無法走路。有人曾看到日本人在街上強暴十歲以下的女孩,然後用劍將她們劈成兩半。有些案例是,日本人剖開未滿十三歲的女孩的陰道,以便更輕易地強姦她們。

  即使是大腹便便的婦女,也無法倖免於難。日本人侵犯許多即將臨盆、正在分娩、或是才剛生產沒幾天的婦女。這些婦女未出世的小孩,遭受到的待遇更是令人毛骨悚然,在輪奸之後,日本士兵通常剖開懷孕婦女的肚子,扯出胎兒,以資娛樂。

  許多其他的女孩,被赤裸裸地綁在椅子上、床上或竿子上,身體永遠固定著被強暴,她們並沒有從這樣的境遇中存活下來。中國證人形容,有一具十一歲女孩的屍體,她是在兩天之中,持續不斷地被強暴,終於身故,“在女孩的大腿之間沾滿了血跡,大腿腫脹,斷裂的部位,看了實在令人感到噁心,不忍卒睹。”

  根據一些至今還活著的老兵說,許多士兵對此絲毫不覺歉疚。“也許我們在強暴她的時候,把她當作女人看,但是我們在殺她的時候,只是把她當豬看。”

  並非所有的受害者都是婦女,中國男人通常會遭到雞奸,或在淫笑浪語的日本士兵之前,被迫做出各種令人生厭的性行為。有一名中國人,因為拒絕在雪地裏強姦一具女屍而遭到殺害。另外,日本人還興致勃勃地強迫僧侶進行性交。

   

  但並不是所有的婦女都那麼輕易屈從。許多人躲在煤堆、稻草堆或是雜草葉下、豬圈中、船上、廢棄的屋舍裏達數月之久。在鄉下,婦女躲在地下的洞穴裏——為了要找出這些洞穴,日軍還曾經試圖壓碎地面。一名女尼與小女孩能逃過強暴與屠殺一劫,就是因為她們直挺挺躺在堆滿屍體的壕溝中,佯裝死亡,長達五天。

  ……

  在此我無法也不願列舉書中更多超乎想像,慘絕人寰的暴行和案例,我不敢相信在我雙手敲擊下竟展現出這樣的文字。然而,那是真實發生過的,是真實發生在中國的老人、兒童、婦女身上的。

  有一個更有說服力的證據,因為它不僅是日本人自己計算的,還是在大屠殺的第一個月期間,屠殺還沒有結束之前就計算出來的數字。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日本外相廣田鴻毅將訊息傳遞給他在華盛頓特區的聯絡人,這個訊息後來遭到美國情報人員攔截,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翻譯成英文:自從幾天前返回上海後,我調查日軍在南京以及其他地方進行暴行的報告。來自可靠的目擊證人口述以及一些個人信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日軍過去至今的行為,令人回想起匈奴王阿帝拉以及他的匈奴部隊的行徑。至少有三十萬中國平民被屠殺,其中有許多案例非常冷血……

   

  如果蔣介石在十一月政府大規模撤出南京時,就把軍隊調離,留下一座完全不設防的城市,也許大規模的屠殺就可以避免。這種假設非常吸引人,但是,再多想一分鐘,就會看出這個論點不堪一擊。畢竟,日本人過去幾個月在前往南京的路上,已經有系統地摧毀村莊、城市,在各處犯下相似的暴行。很顯然的,他們不需要中國人來刺激他們做這些事。我們能確定的是,一座不設防的城市,至少可以讓日軍沒有籍口需要進行一系列屠殺,來消滅隱藏在平民百姓之中的士兵。但我們並沒有證據證明,如果這樣就會改變日軍的行為。

  如果蔣介石能夠避免在最後一分鐘毫無意義地撤離南京,轉而決定奮戰到最後一兵一卒,南京的命運肯定就大不相同。這種說法也同樣迷人,但我們還是要審慎,兩軍短兵相接的戰鬥實在不可行,日軍的裝備、訓練都好太多了,不用多久一定會戰勝中國部隊。但如果採取遊擊隊形式的策略,進行持久的奮戰,也許會使雙方士氣敵消我長。如此,日本士兵在和中國士兵戰鬥時,至少會有更多傷亡,而且遭遇到中國部隊激烈抵抗,他們淩人的氣焰可能就會偃旗息鼓。

   

  第五章:目擊證人

  我曾被電影《辛德勒的名單》震撼和感動過,但是在南京大屠殺的血色恐怖中,也不乏這樣的外國英雄人物,為了自己的良心,為了拯救無辜的生命,他們作出了自己的選擇,並為之付出了驚人的代價。他們自覺自願地在市中心西邊的區域設立了國際安全區,用以庇護數十萬平民百姓,書中援引其中的三位為代表,分別是一位德國商人、一位美國醫生,以及一位美國傳教士教授。

  在南京大屠殺歷史中,最吸引人的人物,可能就是德國商人拉貝。對於許多在南京的中國人而言,他是英雄,拯救了數十萬中國人性命。但對日本人而言,拉貝卻是一個奇怪的人,不太可能是救星。因為他是德國人——和日本站在同一陣線的國家,而且他還是南京的納粹党首腦。

  “我在中國已經住了三十年,”拉貝說:“我的小孩、孫子都在這裏出生,我在這裏很快樂、很成功。中國人一直對我很好,即使是在戰爭期間也一樣。”

  拉貝的家成為難民營,他缺乏食物,卻還整天遊走在整個城市裏,親自把壓在年輕女孩身上的日本士兵扯下來。他面對烏黑的槍管,數次有性命之憂。原諒我,他為中國人所做的事情比比皆是,在此無法一一展現。

  當他走過這座他鍾愛、卻已經處處斷亙殘壁的城市時,幾乎在每個街角,都可以看到美麗的日本海報,上面寫著:“信賴我們日本軍隊——他們會保護你,給你食物。”

  在難民的恐懼之中拉貝試圖讓他們仍保有希望。在安全區內通常是,如果生了小男孩,就取名叫拉貝;如果是小女孩,就用他太太的名字“朵拉”。

   

  當時南京唯一的一位外科醫生威爾遜,屢次在隆隆炮火中為傷患進行手術,在這段恐怖的日子裏沒有離開南京一天(一些外國人受不了的時候,往往前往上海稍作休息)。而他在南京的家,被日本人瘋狂搶劫,隨地便溺。

  ……看到士兵在街上焚燒一堆樂器,他(威爾遜)好奇地想,日本人把中國人財產毀掉,是不是想強迫南京人往後購買日貨?

   

  魏特琳女士是金陵女大的代理校長,無數婦女(甚至是中國士兵)在她的保護下得以逃脫浩劫。然而她必須每天面對日本人醜陋而淫邪的嘴臉,數次被掌摑,卻數次抵擋住他們的侵犯。

  一次,當一位老婦人走到金陵女大的紅十字會廚房,要去拿一碗粥時,才發現已經鍋底朝天;魏特琳馬上把自己正在吃的粥給她,告訴她:“你們不要擔心,日本人會打輸的,中國不會滅亡。”又有一次,當她看見一個小男孩,手上戴著日本人的太陽旗臂章,以確保自身安全,魏特琳便斥責他說:“你不需要戴這個太陽旗,你是中國人,你的國家不會滅亡。你要記得你戴著這玩意兒的日子,永遠不要忘記。”魏特琳再三地催促校園裏的中國難民,不要對未來失去信心。“中國不會滅亡,”她告訴他們:“中國不會滅亡,日本註定最後要失敗。”

   

  最後是統計數字。當我們把死傷人數的統計數字放在後來的南京大屠殺研究架構下來看的時候,這個數字就特別令人膽戰心驚。在大屠殺之前,約有一半的居民離開南京,留下來的民眾,約有半數遇害(城市淪陷後,在六十至七十萬名南京居民以及中國部隊中,其中可能有三十五萬人被殺害)。

  在大屠殺最激烈的期間,如果城裏有半數的人口到逃到安全區裏,這表示另一半人口——幾乎是任何來不及逃到安全區的人——可能都喪命在日本人手下。

   

  第六章:世界所知道的事實

  美聯社記者麥克丹尼爾在登上開往上海的驅逐艦之間,還在南京多待了一天。十二月十六日,他在中國破敗的首都的最後一天,看到更多屍體,並經過一長列的、雙手被捆綁起來的中國人身邊,其中還有一個人跑出隊伍,下跪央求麥克丹尼爾救他,“我不能做什麼,”他寫道:“我對南京最後的記憶就是——垂死的中國人,垂死的中國人,垂死的中國人。”

  為了掩蓋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日本人的手段也令人不齒。

  日本政府審核到南京旅遊的日本遊客。日本“同盟通訊社”刊出報導後一星期,一艘日本商船從上海駛抵南京,船上滿載日本觀光客。“他們被小心地送到一些已經把屍體清除乾淨的街道,他們優雅地把糖果遞給中國兒童,拍拍他們驚魂蒲定的頭。極度的自滿,也滿意日本美妙的勝利,但他們當然聽不到真相——全世界也是如此。”

  他們命令中國人製作數以千幅日本國旗,並要攜帶國旗參加遊行,以顯示居民歡欣雀躍地迎接日本軍隊,好拍攝影片。日本攝影記者也來到南京,拍攝中國小孩接受日本軍醫照料、從日軍手上接下糖果的照片。“但是,沒有照相機在旁邊的時候,這些舉動根本就不會發生。”

  最肉麻的日本文宣,是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由日本人控制的上海《新生報》刊登的一篇文章,標題是“南京城氣氛和諧,進展令人欣慰”。這篇文章表示,“皇軍進城,將刺刀收進刀鞘裏,伸出友愛的雙手,為民眾檢查、治療,”並給又饑又病的南京大眾醫療照顧和食物。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跪在地上歡呼皇軍,表達出他們崇高的敬意……一大群民眾圍在士兵四周,在太陽旗以及紅十字下,高喊‘萬歲’,來表達他們的感激……。士兵和中國孩童快樂地在一起,愉快地玩溜滑梯。南京現在是世界各國觀摩的最好地方,在這裏,人們呼吸到安居樂業的空氣。”

  日本人還在發生悲劇的房屋四周,張貼明亮的彩色海報。有一張海報上書著,一個日本士兵一邊牽著小孩,一邊送給小孩母親一桶米,送給父親糖及其他食物。一位德國外交官在報告上形容,海報描繪著:“一個迷人、可親的士兵,手持煮飯的工具,肩上背著一名中國小孩,小孩貧窮而誠實的農民父母抬眼凝視著士兵,滿懷感激與家庭之情,一切要歸功這位好叔叔。”海報的右上角寫著:“回到家鄉來吧!給你飯吃!信賴日本軍,可得救助!”

  但是,謊言無法被蒙蔽,更多真實的文字記錄也迅速流向世界,揭露了日本人可恥的行徑。

  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麥卡倫的日記:

  現在日本人企圖破壞我們在安全區的努力。他們威脅可憐的中國人,拒絕承認我們所做的事情……。有些中國人甚至已準備證明所有的打劫、強暴與焚燒,都是中國人自己做的,不是日本人。我有時覺得我們是在和瘋子、笨蛋交涉;我很驚訝,我們這些外國人竟可以經歷這種暴行而存活下來。

  史邁士和妻子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寫的一封信上說:

  最新的消息是日本報紙刊登的,說他們發現十一名武裝的強匪是一切事件的禍首元兇!如果他們在兩個星期之中,日夜強暴一、兩百名婦女,因而到達報告的五萬名數字,那麼他們真是勇猛有力的中國人……

  約翰·麥卡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我想這些恐怖事件,我已經說得夠多了——有數十萬件。實在太多了,讓人麻木遲鈍,幾乎不再吃驚詫異。我從來沒想過現代世界還有如此殘忍的人存在……

  日本人會很樂意允許外國人離開,但是沒有一個人回得來。

  為了讓讀者有心理準備,安全區領導人通常會在文件的序言提出警告。“我要敍述的是一則絕非愉快的故事;事實上,它會令人非常難受,因此我建議胃不好的人最好不要讀,因為這則故事充滿令人難以置信的罪惡與恐怖,是一群泯滅人性的罪犯,對一群和平、溫和、守法的群眾,犯下不可思議的劫掠獸行……,我相信在現代歷史裏找不出相似的行徑。”

   

  第七章:日本的高壓統治

  觀察者估計,日本人損壞的公共財產,總數約有八億三千六百萬美元(一九三九年的幣值),私人財產損失至少達一億三千六百萬美元。這些數字還不包括被日軍奪走、無法彌補的文化遺物損失。

  南京經歷的一百二十次空襲,以及四天之久的攻城行動,只是日本進入南京後造成損失的1%。

  ……倉庫很快就堆滿奇玉、瓷器、地毯、繪畫、金銀珍寶,還有兩百多架鋼琴存放在一間儲藏室裏。十二月底,日本人開始將偷來的寶物——珠寶、藝術品、傢俱、金屬、古董——堆在碼頭上,準備運回日本。

  日本搶匪通常搜尋價值不菲的貨品。他們愷覦外國車,並告訴安全區委員會,只要外國人沒有坐在車上,就要把車開走(運送屍體的卡車也被偷了);還侵入金陵大學醫院,偷走小件物品——護士的鋼筆、手電筒、手錶——日本人甚至經常闖進安全區,偷走無家可歸難民的床墊、廚具和食物。一份德文報告指出,十二月十五日,日軍強行將五千個難民排成一排,從他們身上總共搜刮了一百八十美元。“即使他們(難民)手上的一把髒米,也被士兵奪走。”

  由於缺水,所以民眾幾乎無法洗澡,但許多婦女也寧可不洗澡,希望骯髒的身軀能夠擋開日本士兵的強暴。

   

  第八章:審判日

  南京戰爭犯罪審判的焦點,都集中在谷壽夫。面對全城憤怒鼎沸,谷壽夫一定覺得驚慌失措。超過八十名證人來到法庭,詳述一連串的恐怖暴行。檢察官的起訴書很長,列舉谷壽夫師團犯下的數百件刺殺、焚燒、溺斃、絞刑、強暴、偷竊、破壞案件。鐵證歷歷如山,中國方面的檢察官甚至請來一組專家,在法庭的桌子上展示成堆的頭骨,更加提升戲劇張力。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宣讀谷壽夫判決的那天,法庭不夠大,無法容納所有想要進來的人,有兩千多名觀眾擠在法庭內,此外法庭還架設一台擴音機,對著外面聚集的數萬民眾廣播。

  谷壽夫被判決有罪,沒有人會感到驚訝。在南京南方的雨花臺,谷壽夫遭到槍決正法——許多生還者認為,他的下場比許多犧牲在他手上的人,還要合乎人道得多。

  南京大屠殺,不過是日本在戰爭期間,所犯下所有暴行中的一小部分。根據審判得知,還有許多事情,像是日本對俘虜進行醫學實驗;行軍讓囚犯病重、饑餓,最後力竭而死;在殘酷的條件下,興建到緬甸的死亡鐵路;日本人的“水刑”,將水或是煤油灌進受害者的鼻子或嘴巴,直到他們腸子爆破;鉤住戰犯的手腕、手臂、大腿、最後關節裂開;強迫囚犯跪在尖銳的器皿上;將指甲拔掉;雷擊折磨;喝令婦女裸身坐在炭爐上面;每一種想像得到的拷打、鞭苔。他們甚至進行活體解剖,吃人肉。後來法庭判定,日本人對待戰犯的殘暴手段,淩駕納粹之上。遭納粹俘虜的戰犯,二十五人中只有一人死亡;而在日本俘虜之下,每三人就有一人死亡。

  田中義一在一九二七年呈遞給天皇的奏摺說:“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但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果成功地征服中國,其他亞洲國家與南海諸國將懼怕我國,向我國投降。世界就會瞭解東亞是我們的,就不敢侵犯我們的權利。”

   

  第九章:生還者的命運

  一九九五年夏天,我成為西方第一批獲得部分南京大屠殺生還者口述證詞錄影帶的人員之一。說來難過,如果早十年拜訪南京,我就會發現許多還原封不動的大屠殺現場,因為當時南京是中國保存歷史古跡的典範,許多一九三O年代的建築物還完整保持著。但到了一九八O年末期和一九九O年代,南京城經歷土地炒作狂風、興建施工,破壞了古老風景的面貌,取代的是,在灰濛濛濃煙下的豪華旅館、工廠、摩天大樓和公寓大廈。甚至最有名的南京城亙都不見了,只留下幾扇城門,充作觀光景點(譯注:南京城牆總長三十三點六七六公里,現剩下二十一點三五公里)。

  如果在來到這座豐富、擁擠、興盛的城市之前,我不知道南京大屠殺的話,我甚至會懷疑到底是不是曾經發生過這件事,因為南京的人口總數已達大屠殺後的十倍以上。在這片繁華景象之下,隱藏在視線之外的是與過去歷史相銜接的最後一群人——南京大屠殺垂垂老矣的生還者。城裏的學者帶領我去拜訪散佈在南京城各處的一些受害者。

  我所發現的事情令人震驚而沮喪,大多數倖存者都住在陰暗、骯髒的公寓裏,四周淩亂地散佈著破瓦碟,黴氣、濕氣很重。我知道在大屠殺期間一些人受到嚴重身體傷害,使他們數十年來都不能過著體面的生活。大多數人如此貧窮,因此只要日本給他們些微薄的財務補償,都將大大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日本人即使給一百美元的補償金,讓他們去買冷氣機,他們的世界就會大大改觀。

  許多組織南京安全區的外國人,命運也同樣坎坷。他們奉獻一己的精力與健康,協助南京的中國人,但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沒有一本名著介紹這群二次世界大戰被遺忘的英雄,當然也沒有一部電影描寫他們,像《辛德勒名單》那樣贏得舉世關注。他們的精神大半長存在從柏林到美國孫尼維爾的檔案與閣樓裏,活在少數中國生還者的心中。在生還者的記憶中,他們是拯救南京的活菩薩。

  威爾遜醫生喪失了健康,不僅要忍受病發和夢魘,每天早上時,還要面對眼睛無法聚焦的麻煩;魏特琳受戰爭的影響,精神幾度崩潰,一九四五年在家中開瓦斯自殺。

  由於是納粹党領導的關係,拉貝回國後旋即被逮捕,失去了工作和自由,一家人陷入黑暗的深淵,貧困交加的他在日記裏書寫道:如果我聽到任何納粹黨人在中國施行暴行的話,我絕對不會加入納粹組織;如果我這個德國人的意見,和南京其他外國人,諸如英國人、美國人、丹麥人等各國人的意見相左的話,他們就絕對不會選我當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主席!在南京,我是數十萬人的活菩薩,在這裏我只是個“賤民”,一個被驅逐的流浪漢。啊!我多麼希望能夠治療我的鄉愁!

  一九四八年,拉貝困頓的消息很快傳到中國,當南京市政府向人民宣佈拉貝需要幫助時,引起廣大迴響,幾天之內,大屠殺生還者就募集了一億元中國幣,相當當時的兩千美元——在一九四八年,可說是為數不小。南京市長在同年三月親赴瑞士,買了大量的奶粉、臘腸、茶、咖啡、牛肉、牛油、果醬,總共四大箱寄給拉貝,表達他們由衷感激他在國際安全區的領導。

  這四箱食物對拉貝與家人不亞天賜鴻運。一九四八年六月,南京民眾收到拉貝許多感謝信,才得知他急需他們的援助,這些信現在存放在中國的檔案之中。在食物達到之前,拉貝一家已經開始收集野草給小孩配湯吃,大人只靠幹麵包維生。當拉貝寫信給南京時,柏林市場裏也已經沒有麵包了,使得這幾箱食物更顯得珍貴。拉貝全家人都很感激南京人民的資助,拉貝在信上提到這些舉動讓他重拾對生命的信心。

  一九五O年拉貝因中風病逝。
   

  第十章:二度強暴

  今天,有沒有哪個美國小孩,或者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小孩,沒有看過奧斯維辛瓦斯毒氣室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或是讀過一些小安妮·法蘭克永志難忘的故事?但若問大多數美國人——不管是小孩還是大人,包括接受高等教育的成人,有關南京大屠殺的事,你會發現,許多人都從未聽過六十年前在南京發生的事情。一位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的律師,難為情地告訴我,她甚至還不知道中日雙方曾發生過戰爭,她對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衝突的認知,只限於珍珠港和廣島。這種無知甚至延伸到美國的華裔人士,其中一人透露她對歷史的淺薄的認識,她問我:“南京?什麼東西,是一個朝代嗎?”

  聽到這些言論,我開始害怕被屠殺的三十萬中國人的歷史將會煙消雲散,就好像他們在日本佔領之下消失無蹤一樣。我也擔心世界真的有一天會相信日本政客所堅稱的,南京大屠殺是一場編造出來的騙局——從來沒有發生過大屠殺。

  日本人毫不動搖:德國人為屠殺猶太人道歉,並不代表日本人也應該這樣,日本人並沒有理由要承認任何罪行。

  有的人對批評日本人戰時的惡行,反應甚至是義憤填膺。“對過去所犯的錯誤,我們到底還要道歉多久?”有人憤怒地說。

  在本書即將付梓之前,日本官方還繼續抵賴。日本內閣官緯山靜六指出,所謂日本皇軍在二次大戰期間的性奴隸和強暴受害者,根本不是奴隸,她們是自願從事賣淫工作。他的言論引起許多亞洲國家的憤怒。一九九七年一月,緯山又宣佈日本軍隊中的慰安婦“是為了錢”和當時在日本合法從事賣淫的日本妓女沒什麼兩樣。

   

  後記

  《中國的浴血世紀》作者魯梅爾指出,審慎地估算,約有三百九十四萬九千人被殺,其中有四十萬平民。他還指出,其他死於饑荒、疾病的數百萬人,大半也是日本人搶劫、轟炸與醫學實驗的結果。如果再加上這些死亡人數,那麼可以說,中日戰爭中日本人殺了超過一千九百萬人。

  日本軍隊有許多人對中國人充滿憎恨的鄙視——這種鄙視是從數十年的宣傳、教育和社會教化培養出來的。雖然日本人和中國人的種族特徵很相像,許多皇軍認為中國人還稱不上是人類,殺他們就跟壓扁一隻蟲,或殺一隻豬沒什麼兩樣。事實上,在戰前以及戰爭期間,日軍階層的成員,都把中國人比喻成豬。例如,一名日本將領就曾告訴記者:“坦白地說,你對中國人的看法,幾乎和我完全不一樣。你認為中國人是人,我卻認為中國人是豬。”

  一九三八年,日本士兵東史郎在南京寫的日記上坦言:“現在,豬比中國人的性命還有價值,因為豬還可以吃。”

  對於這場戰爭,日本人還保有他們愚昧和無恥的理解:

  “日中之間的鬥爭,一直是‘亞洲家庭’之間的兄弟閱牆……。這些天來,我始終相信,這種鬥爭是讓中國人反躬自省的方法。我們這樣做不是因為恨他們,相反的是因為我們太愛他們。就好像在家裏面,做哥哥的必須忍受弟弟所有的壞行為。為了讓弟弟行為得宜,做哥哥的也要懲罰他。”

  不管戰後歷史進展是如何,南京大屠殺仍是人類尊嚴中的一大瑕疵,但是讓這個瑕疵特別令人厭惡的,是歷史從來沒有好好寫下故事的結局。六十年以後,日本政府依舊試圖掩埋南京的受難者,但不是像一九三七年那樣,將他們埋在土裏,而是埋進歷史的塵埃中。同樣可恥的是,西方大都不知道這個故事,因為太少人有系統地做檔案記錄,並將它公諸於世。

  世界之所以變得更好,是因為日本戰敗,因為她不能把她嚴峻的“愛”強加給世人。如果現代日本人不站出來護衛真理,他們在歷史的記錄,將和他們在戰爭期間的先人一樣晦暗污穢。

  日本必須坦承在南京犯下的暴行,不僅有法律責任,更有道德義務。最起碼,日本政府需要向受難者正式道歉,賠償那些被其暴行摧毀生活的人;更重要的是,要教育下一代日本公民大屠殺的真相。要做這些事情,似乎為時已晚,但對日本卻至關重要,如果日本期盼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並為這頁讓她在歷史蒙羞的黑暗篇章,畫上句點。

  當我結束閱讀,讓書頁在我指間迅速滑過的時候,隱約可以看見其間被橙色螢光筆標注的道道痕跡。我沒有做讀書筆記的習慣,但是這一次完全不能自己。

  生於八十年代中期的我,沒有經歷過戰爭的硝煙,也沒有掙扎在饑荒的邊緣。這是一個和平的年代,所有南京大屠殺的點滴都是來自課本、傳媒、電影,可是不知道真正在心底最深的地方到底留下了多少。當我一次又一次被書中的情節震撼的同時,也為自己的淡忘而心驚,我可是中國人啊。

  這篇一萬多的文字不是我的創作,而是一個異鄉柔弱女子的警世明言,字字滴血,行行含淚。她的飄逝,更像一陣冷冷的北風,吹醒我沉寂的心靈。

  讀到這裏的朋友,我感謝你們,抽出自己的時間與我一起重回那腥風血雨的年代,或許獲得和我類似的感觸。

  又或許,你早已讀過這本書,那麼就當是對張純如的緬懷吧,這樣的女子,值得愛,值得敬,值得存放在我們心中,永永遠遠。

One Response to “談論:過去的,就真的過去了嗎?”

  1. 花花丫 Says:

    我一直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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